做好人生的每一份功课

———访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

期次:第490期    作者: 吴著进 余思华 万甜欣   查看:663

  坐在咖啡厅里的郁龙余,头发花白,精神矍铄,身着利落的浅蓝衬衫和深灰色裤子,肩挽着深圳大学纪念袋。“我带了些道具过来。”他神秘一笑,眼睛弯成了新月。说罢,他掏出两本书、照片和几页纸,纸上的字迹隽永。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做了“功课”来的。
  作为最早一批到深大任职的教师,郁龙余在深大做了36年“功课”。从盛年的意气风发到古稀的老骥伏枥,他坚持印度研究的初心未改。郁龙余指着多年前在深大门前的合影,笑着说最边上那个就是他。照片打开了话匣子,他与深大的故事也铺陈而来。


 【人物介绍】郁龙余,中国印度文学、文化比较研究专家。1984年调入深圳大学中文系,1991年升副教授,1996年升教授。历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和校留学生教学部主任,现任印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印度文学研究分会会长。1992年获深圳大学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奖。曾任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兼职研究员及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2016年,获印度总统颁授ICCR“杰出印度学家奖”。


■“抢跑”来到深大

    “很多人去南方都怀揣着伟大的抱负,我没有,我就是为了解决分居十三年的问题。”郁龙余回忆道。1965年,郁龙余从上海浦东农村的三林中学考上北大,师从季羡林、刘安武等人,学习印地语专业,从此浸淫于印度研究中。大学毕业后,郁龙余留校任教。他和爱人是同班同学,1972年结婚后过起了“异地生活”。从福州到北京,火车要跑整整两天一夜。“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又没有空调,热得不得了。”
  1984年春节,已是深大中文系讲师的张卫东回北大探亲,郁龙余便去了解些南方的情况。张卫东率先抛出了橄榄枝,邀郁龙余到深大来,两人聊至深夜,郁龙余当晚就敲定了“要南下”。一锤定音的关键是档案问题。当时,很多用人单位手握档案,“卡”住了不少人。深圳大学创立初期,广收人才,应国家号召支援深大建设的学者不可计数。郁龙余笑称深大有个“撒手锏”:“只要你愿意,人先来,档案什么我先不管。”
  1984年,郁龙余南下深圳,档案比他迟一年才到。“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发令枪还没响就‘抢跑’了。”临别之际,恩师刘安武将案头上用着的《梵语文学史》送给了郁龙余,叮嘱他:“你的印地语不要丢,你的印度研究不要丢。”26箱书和一口铁锅,是郁龙余南下深圳时的重要身家。
  “人生在世嘛,无非吃饭、工作。”箱子装满了书;锅则是印地语教研室送给他的结婚礼物———一直在深圳被用到锅底穿了才光荣“退休”。
  彼时,深圳大学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由于一时涌入的人太多,宿舍不够分配,郁龙余前后搬了六、七次家才安定下来。“但总归一次比一次条件更好,更有着落些。”当时的深圳成了一个全中国都向往的地方,人们纷纷到深圳和深圳大学参观学习,“人多得马路两边树底下的草都被踩光了。”


■对印度研究“有私心”
  “大改行不是小改行。”郁龙余在北大是印地语讲师,当时全国开设印地语专业的学校屈指可数。到深大后,郁龙余转行成了中文系讲师。他根据自身特长授课,尤其对印度文化“有私心”,在上东方文学史的课时,郁龙余讲印度文学会多讲几堂课。后来,郁龙余将印度文学的讲义汇编到《东方文学史》里,此书成了国内影响最大的东方文学教材之一。
  为了提升自己的水平,郁龙余拿出了北大便习得的硬功夫———自学和反思。他对于自学有个小窍门,看到书里精华的地方,就用铅笔标记重点,再夹张小纸条。时至今日,郁龙余的书中还夹着许多纸条,书页外的都已碳化变黄了。“我要查资料也很快,当时画的重点还是重点,省了我不少功夫。”郁龙余还喜欢请教别人。“要真的请教,不是假模假样的。”从普通讲师、系副主任、系主任再到1997年成为文学院首任院长,郁龙余认为正是这份认真帮了他不少忙。
  “他们一个个都气宇轩昂,成了燕园一道靓丽的风景。”2009年,郁龙余指导的13名硕士生有7位成功考取了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郁老师的培养方式多是带着学生做课题,因材施教,不同学生不同带法。”郁龙余的学生朱璇说道。朱璇从经济学转行到印度学,郁龙余便让朱璇先从基础的思维训练入门;了解到学生蔡枫有艺术的家学渊源,自身也有功底,郁龙余便建议她专攻印度艺术研究。郁龙余带学生做课题,意在提高学生的学术能力。很多课题都成了学生的毕业论文课题,而《梵典与华章》《中国印度诗学比较》等获奖专著都是郁龙余和学生们共同完成的“课题作业”。
  临近退休时,郁龙余思索着为深大建立一个学术机构,能存留下来并作出贡献。彼时印度与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在不断提升,中印关系显得更加重要,但由于中印之间信息不对称又造成不少“信任赤字”,研究印度的人才也流失严重。“我一看这个情况,对我们国家发展是不利的,一定要有人懂得研究印度。”2005年7月,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郁龙余任中心主任。


■“做一个中西印三通的学者”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刚来深圳大学时,乐黛云等老一辈学者对他说:“其他人想搞中西印三通没有条件,你是印度研究出身,可以做到。”郁龙余很受鼓舞,也始终没有放弃印度研究。“你想搞点国际化,中西双通就够了;但你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家,就必须中西印三通。”郁龙余认为研究印度文化,不能孤立用某一方观点来看,用中西印多个角度参照研究,才能真正研究深、研究透。
  1984年起,深圳大学开始发起印度学研究,历史久,起步早。2005年,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成立,即为北京大学印度研究的南方分蘖。此后国内以印度或南亚为对象的研究所亦不超过10个。2011年,中心被评为“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9年被评为“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20年被评为“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在我国印度学研究建设中,郁龙余做出了重要贡献。
  “印度研究是我的特长,其他都是外行。我也发过国学方面等文章,总归没那么有底气。”郁龙余说道。印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冷门的领域,能做到顶尖的更是凤毛麟角。“对当下印度和中印关系的研究,这种具有真正洞察力的研究,国内还是比较缺。”郁龙余希冀研究出更多前沿的、有深度和高度的内容来。他认为做研究忌照搬照抄,尤其不能研究出让印度人听了直晃脑袋的东西。近年来,郁龙余把研究重心集中到“一带一路”和中印关系上,2019年,他的专著《“一带一路”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出版并受到高度评价。
  尽管2007年就已从深圳大学退休,郁龙余始终放心不下印度研究中心的发展。他笑称自己是印度研究中心的义工,前几年还经常被同事们在办公室看到他的身影。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郁龙余的工作阵地也从线下部分转移到了线上。但他还挂念着进一步改善印度研究中心的办公环境,招徕更多的有志之士。
  目前,郁龙余正在潜心做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在女儿郁秀看来,父亲最喜欢的就是在书房里“做作业”。锦城云乐,郁龙余无甚兴致;书斋皓首,他却甘之如饴。每次郁秀回国探亲,总觉得屋子变小了,书又变多了。从事印度研究五十余年,郁龙余仍保持着勤奋的那股劲儿。他觉得一个人学历再高、名头再响,不自我更新都是很危险的。“如果你不自学,不自我补充提高,水平会慢慢降下来,人会变得平庸。”






——学者寄语深圳 ——

深圳是全国的榜样,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令世界人民瞩目的地方。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这里。但我要说的是,现在深圳取得的成绩仅仅是深圳的热身运动,深圳一定会以更加辉煌的业绩展现在世人面前。


——学者寄语深大——

  深大的学生,是骄子中的骄子。他们的师姐师兄,那些已经毕业了的深大校友,把深圳大学推上了全国社会财富创富榜的第一名,这个是不容易的。全国大学林立,现在深大的在校学生有后发优势,利用好这些优势,他们可以为深大创造更多的第一。刚才我讲的创富榜是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我们可以在理论思想等方方面面,创造更多新的想法与观念。总而言之,深圳大学的学生可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自己的一份令人吃惊的力量,这是肯定的,这也正是深圳大学的生命力所在。


(本报记者 吴著进 余思华 万甜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