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大学连续五年获深圳市人才伯乐奖

      【本报讯】(记者 王若琳)11月1日是“深圳人才日”,2020年度深圳市“人才伯乐奖”颁奖仪式在五洲宾馆举行。市委书记王伟中、市长陈如桂等市领导以及深圳市高层次人才代表等出席仪式。颁奖仪式上,深大被授予人才伯乐奖,我校校长李清泉代表学校上台领奖。  颁奖仪式上,王伟中、陈如桂为在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10家单位颁奖。这是深圳大学自2016年10月获深圳市首批“引才伯乐奖”以来,连续第五次登上深圳市人才伯乐奖的颁奖舞台,充分展现了深圳大学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取得的成果。截至目前,我校共有全职两院院士14人,外国院士13人;全职高层次人才队伍包含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5人,长江学者9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9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9人,万人计划4人。深圳大学将继续推进一流师资队伍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现场出席仪式的我校教师代表还有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特聘教授、日本工程院院士刁东风,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教授、深圳市高层次国家级领军人才戴永红。

  • 深圳大学深圳党史馆方志馆现场教学基地正式挂牌

      【本报讯】(记者 纪盈 梁柏诗)11月5日上午,深圳大学深圳党史馆方志馆现场教学基地挂牌仪式在深圳市史志办举行。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范志刚,中共深圳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史志办公室主任杨立勋,二级巡视员黄玲,副主任张妙珍出席活动。  在仪式现场,范志刚、杨立勋共同为现场教学基地揭牌。范志刚代表深圳大学向党史馆方志馆赠送深圳大学校牌。杨立勋代表史志办向深圳大学赠送《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一卷)(第二卷)》《深圳英烈》《初心使命:深圳红色故事》《深圳红色家谱》《深圳年鉴》《深圳史志》等一批党史方志书籍。  范志刚表示,深圳大学建校37年以来,与深圳特区发展同频共振,学校综合实力不断攀升,未来将创建世界一流创新型大学。此次受邀在深圳党史馆方志馆设立现场教学基地,是“寻根”,更是学习,可以让全校师生更直观地学习了解深圳党史和地方历史,对学校的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加强交流合作,在史志办的指导下丰富高校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共同探索党史教育新方式和新途径。  杨立勋对范志刚一行的到来表示感谢和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党史馆和方志馆的建设情况。他表示,深圳党史馆方志馆是党员干部、广大市民和学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平台,是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精神殿堂,也是培养学习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课堂。深圳大学把现场教学基地挂牌到这里,架起了党史和地方志走进校园、走进师生心灵的桥梁和纽带,希望双方深化交流合作与研究,实现资源共享,加强党建共建,使党史真正活起来、立起来、用起来、热起来。  仪式结束后,范志刚一行参观了党史馆、方志馆。校党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统战部、教务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学生部、武装部、党委教师工作部、人力资源部、师范学院(教育学部)等部门或学院(部)负责人,中共深圳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史志办公室各处室负责人参加活动。

  • 做好人生的每一份功课

      坐在咖啡厅里的郁龙余,头发花白,精神矍铄,身着利落的浅蓝衬衫和深灰色裤子,肩挽着深圳大学纪念袋。“我带了些道具过来。”他神秘一笑,眼睛弯成了新月。说罢,他掏出两本书、照片和几页纸,纸上的字迹隽永。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做了“功课”来的。  作为最早一批到深大任职的教师,郁龙余在深大做了36年“功课”。从盛年的意气风发到古稀的老骥伏枥,他坚持印度研究的初心未改。郁龙余指着多年前在深大门前的合影,笑着说最边上那个就是他。照片打开了话匣子,他与深大的故事也铺陈而来。 【人物介绍】郁龙余,中国印度文学、文化比较研究专家。1984年调入深圳大学中文系,1991年升副教授,1996年升教授。历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和校留学生教学部主任,现任印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印度文学研究分会会长。1992年获深圳大学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奖。曾任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兼职研究员及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2016年,获印度总统颁授ICCR“杰出印度学家奖”。■“抢跑”来到深大    “很多人去南方都怀揣着伟大的抱负,我没有,我就是为了解决分居十三年的问题。”郁龙余回忆道。1965年,郁龙余从上海浦东农村的三林中学考上北大,师从季羡林、刘安武等人,学习印地语专业,从此浸淫于印度研究中。大学毕业后,郁龙余留校任教。他和爱人是同班同学,1972年结婚后过起了“异地生活”。从福州到北京,火车要跑整整两天一夜。“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又没有空调,热得不得了。”  1984年春节,已是深大中文系讲师的张卫东回北大探亲,郁龙余便去了解些南方的情况。张卫东率先抛出了橄榄枝,邀郁龙余到深大来,两人聊至深夜,郁龙余当晚就敲定了“要南下”。一锤定音的关键是档案问题。当时,很多用人单位手握档案,“卡”住了不少人。深圳大学创立初期,广收人才,应国家号召支援深大建设的学者不可计数。郁龙余笑称深大有个“撒手锏”:“只要你愿意,人先来,档案什么我先不管。”  1984年,郁龙余南下深圳,档案比他迟一年才到。“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发令枪还没响就‘抢跑’了。”临别之际,恩师刘安武将案头上用着的《梵语文学史》送给了郁龙余,叮嘱他:“你的印地语不要丢,你的印度研究不要丢。”26箱书和一口铁锅,是郁龙余南下深圳时的重要身家。  “人生在世嘛,无非吃饭、工作。”箱子装满了书;锅则是印地语教研室送给他的结婚礼物———一直在深圳被用到锅底穿了才光荣“退休”。  彼时,深圳大学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由于一时涌入的人太多,宿舍不够分配,郁龙余前后搬了六、七次家才安定下来。“但总归一次比一次条件更好,更有着落些。”当时的深圳成了一个全中国都向往的地方,人们纷纷到深圳和深圳大学参观学习,“人多得马路两边树底下的草都被踩光了。”■对印度研究“有私心”  “大改行不是小改行。”郁龙余在北大是印地语讲师,当时全国开设印地语专业的学校屈指可数。到深大后,郁龙余转行成了中文系讲师。他根据自身特长授课,尤其对印度文化“有私心”,在上东方文学史的课时,郁龙余讲印度文学会多讲几堂课。后来,郁龙余将印度文学的讲义汇编到《东方文学史》里,此书成了国内影响最大的东方文学教材之一。  为了提升自己的水平,郁龙余拿出了北大便习得的硬功夫———自学和反思。他对于自学有个小窍门,看到书里精华的地方,就用铅笔标记重点,再夹张小纸条。时至今日,郁龙余的书中还夹着许多纸条,书页外的都已碳化变黄了。“我要查资料也很快,当时画的重点还是重点,省了我不少功夫。”郁龙余还喜欢请教别人。“要真的请教,不是假模假样的。”从普通讲师、系副主任、系主任再到1997年成为文学院首任院长,郁龙余认为正是这份认真帮了他不少忙。  “他们一个个都气宇轩昂,成了燕园一道靓丽的风景。”2009年,郁龙余指导的13名硕士生有7位成功考取了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郁老师的培养方式多是带着学生做课题,因材施教,不同学生不同带法。”郁龙余的学生朱璇说道。朱璇从经济学转行到印度学,郁龙余便让朱璇先从基础的思维训练入门;了解到学生蔡枫有艺术的家学渊源,自身也有功底,郁龙余便建议她专攻印度艺术研究。郁龙余带学生做课题,意在提高学生的学术能力。很多课题都成了学生的毕业论文课题,而《梵典与华章》《中国印度诗学比较》等获奖专著都是郁龙余和学生们共同完成的“课题作业”。  临近退休时,郁龙余思索着为深大建立一个学术机构,能存留下来并作出贡献。彼时印度与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在不断提升,中印关系显得更加重要,但由于中印之间信息不对称又造成不少“信任赤字”,研究印度的人才也流失严重。“我一看这个情况,对我们国家发展是不利的,一定要有人懂得研究印度。”2005年7月,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郁龙余任中心主任。■“做一个中西印三通的学者”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刚来深圳大学时,乐黛云等老一辈学者对他说:“其他人想搞中西印三通没有条件,你是印度研究出身,可以做到。”郁龙余很受鼓舞,也始终没有放弃印度研究。“你想搞点国际化,中西双通就够了;但你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家,就必须中西印三通。”郁龙余认为研究印度文化,不能孤立用某一方观点来看,用中西印多个角度参照研究,才能真正研究深、研究透。  1984年起,深圳大学开始发起印度学研究,历史久,起步早。2005年,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成立,即为北京大学印度研究的南方分蘖。此后国内以印度或南亚为对象的研究所亦不超过10个。2011年,中心被评为“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9年被评为“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20年被评为“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在我国印度学研究建设中,郁龙余做出了重要贡献。  “印度研究是我的特长,其他都是外行。我也发过国学方面等文章,总归没那么有底气。”郁龙余说道。印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冷门的领域,能做到顶尖的更是凤毛麟角。“对当下印度和中印关系的研究,这种具有真正洞察力的研究,国内还是比较缺。”郁龙余希冀研究出更多前沿的、有深度和高度的内容来。他认为做研究忌照搬照抄,尤其不能研究出让印度人听了直晃脑袋的东西。近年来,郁龙余把研究重心集中到“一带一路”和中印关系上,2019年,他的专著《“一带一路”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出版并受到高度评价。  尽管2007年就已从深圳大学退休,郁龙余始终放心不下印度研究中心的发展。他笑称自己是印度研究中心的义工,前几年还经常被同事们在办公室看到他的身影。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郁龙余的工作阵地也从线下部分转移到了线上。但他还挂念着进一步改善印度研究中心的办公环境,招徕更多的有志之士。  目前,郁龙余正在潜心做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在女儿郁秀看来,父亲最喜欢的就是在书房里“做作业”。锦城云乐,郁龙余无甚兴致;书斋皓首,他却甘之如饴。每次郁秀回国探亲,总觉得屋子变小了,书又变多了。从事印度研究五十余年,郁龙余仍保持着勤奋的那股劲儿。他觉得一个人学历再高、名头再响,不自我更新都是很危险的。“如果你不自学,不自我补充提高,水平会慢慢降下来,人会变得平庸。”——学者寄语深圳 ——深圳是全国的榜样,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令世界人民瞩目的地方。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这里。但我要说的是,现在深圳取得的成绩仅仅是深圳的热身运动,深圳一定会以更加辉煌的业绩展现在世人面前。——学者寄语深大——  深大的学生,是骄子中的骄子。他们的师姐师兄,那些已经毕业了的深大校友,把深圳大学推上了全国社会财富创富榜的第一名,这个是不容易的。全国大学林立,现在深大的在校学生有后发优势,利用好这些优势,他们可以为深大创造更多的第一。刚才我讲的创富榜是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我们可以在理论思想等方方面面,创造更多新的想法与观念。总而言之,深圳大学的学生可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自己的一份令人吃惊的力量,这是肯定的,这也正是深圳大学的生命力所在。(本报记者 吴著进 余思华 万甜欣)